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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不愧天:白先勇回憶父親白崇禧

          發布時間:2020-04-11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當年送機的一幕歷歷在目,斜陽漸漸隱沒在云層的彼端,轟隆的引擎聲讓人耳根發麻,飛機徑直向著彼岸前行,父親的背影越來越渺小,一切都平淡無奇地運轉著,只是誰知那竟是白崇禧與兒子最后一次相聚。
            
            72歲的白先勇站在父親白崇禧題寫的石碑前,肅穆,莊重,碑上題著四個大字――“仰不愧天”。那是1950年,白崇禧應臺南人士之請,為重修民族英雄鄭成功紀念壇而題寫的。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父親留下的筆墨在兒子白先勇的眼中,恰恰成了其波瀾壯闊的一生最好的概括。
            童年,父親為了國事興亡征戰四方;來到臺灣,這對流淌著同樣血脈的父子終于聚首,然而政治上的磨難卻又讓整個家族郁郁寡歡……古稀之年的白先勇悠悠地坐在沙發上,慢慢翻閱著厚厚的相冊,慢慢梳理著記憶的片斷。韶華易逝的無盡感慨,人情世故的變遷滄桑,與父白崇禧共同走過的悠悠歲月,仿佛水磨昆腔一般,研磨出幽幽芳香,歲愈久而愈溫馨。
            如果說母親的去世帶走了白先勇模糊依稀的童年歲月,那么父親的離去或許就意味著他燦爛華美的青少年時代,伴隨著父親與生俱來的英雄氣質悠然遠逝。在小說集《臺北人》的扉頁上,白先勇用最真摯的筆觸寫下題辭――“紀念先父母以及他們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目睹著父親孔武的身材、堅毅的表情與漸趨寂寥的心境之間的對比寫照,白先勇也不禁黯然神傷。
            耽于對昆曲的牽念,白先勇為父親寫了五六年的傳記《仰不愧天》一直未能完成。青春版《牡丹亭》100場紀念演出圓滿落幕,白先勇用那“不可思議的優雅和美麗”在讓全世界為之傾倒之時,也讓遠在天國的父親聆聽到流淌在自己心中對父親的掛念。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在戲文里說的是杜麗娘與柳夢梅間的人鬼情緣,但現實中又何嘗不是在說白先勇與父親白崇禧間的深深眷戀。
            盡管外界引頸期待白先勇新作已久,但在完成青春版《牡丹亭》計劃之后,白先勇卻選擇前往紐約求教知名學者夏志清,之后又風塵仆仆地趕往南京的中國第二檔案館搜尋資料,在他心目中恐怕自己任何一部已然或即將出版的作品都與父親傳記的重量無可比擬。這一絲未曾忘懷的夙愿,久久縈繞在白先勇心頭,“只有完成了這一心愿,自己才真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如今,這部作品終于臨近完成,即將向世人揭開神秘的面紗。
            
            與父共吟豪歌,病體顛沛流離
            
            
            1937年8月4日,白家五公子白先勇誕生前十二天,身在桂林的北伐名將白崇禧接獲國民政府急召電邀從桂林飛抵南京,共商抗日大計,不久便受命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等要職。在白先勇幼時的記憶拼圖中,父親總是一派終日身著灰棉布制服戎裝,腳蹬皮質長筒高靴,英姿挺拔,嗜好胡服騎射的“英雄形象”。
            白家在桂林時,白先勇還不經事,更不知外界紛擾的戰事打得多厲害。然而,在他模糊的記憶中,卻有著一段很動人的經歷:有一次,重視孝道的父親不知是打了哪一仗回來,帶著白先勇兄弟姐妹一起去鄉下探望祖母。汽車一路顛簸前行,白崇禧突然扯開了嗓門唱起了岳飛的《滿江紅》:“怒發沖冠,憑欄處……”豪邁的歌聲感染著身旁的孩子們。結果,白家父子一路引吭高歌,歌聲伴著山嶺間美妙的鶯啼和遠方的轟隆炮火聲,奏響了世間最悲壯的回響,但茫然無知的孩子們卻是高興得要命。直到這群子女長大成人,才漸漸從中體會到父親的胸襟與氣魄。
            “當時那首歌是我父親應著自己的心境唱的,面對外族入侵,戰火連天,抗日艱難,父親教我們這群不懂事的孩子唱《滿江紅》,那是一種多么悲壯的情景啊!”耳畔仿佛又響起了陣陣歌聲,白先勇禁不住感慨萬千。
            在白崇禧母親馬老夫人的九十壽誕上,年幼的白先勇第一次感到人生的繁華和歡愉。白家在老家及桂林城里的風洞山住處為老夫人大辦壽筵,白崇禧依舊一身戎裝,與身著一襲紅底撒花呢子旗袍的夫人馬佩璋攜手迎客,一時間白家花園內百花齊放、好戲連臺、歌舞升平。
            然而,白家當年的顯赫輝煌、外人驚羨不已的貴族生活,卻隨著戰火的蔓延很快煙消云散,白先勇童年短暫的歡暢也隨著父親的再度出征而變得無比落寞,剩下的只有空襲時的惶恐、得病后被隔離的孤獨、家人分離時的無奈、輾轉各地的逃難以及十里洋場的光怪陸離。
            在桂林淪陷前夕,白崇禧仍在前線領兵拼殺,白、馬兩家八十余口人在夫人馬佩璋的帶領下,開始了“湘桂大撤退”。走盡千山萬水,嘗遍千辛萬苦,舉家終于到達了“陪都”重慶。然而,生活還未安定,噩耗卻接踵而至,白先勇感到雙頰發燙,咳嗽低燒,當家人發覺在意時,肺結核業已拖了一個多月了。父親白崇禧的部屬軍醫陳石君向他報告白先勇的病情時,燈光下的X光片上,右肺尖上赫然地顯現出一個大洞,肺病已至二期,躺在蚊帳內的白先勇睜著迷糊的雙眼,朦朧間卻把父親凝重的神色看得真真切切。
            “那個時候肺結核俗稱肺癆,既是不治之癥,又具有傳染性,人們都是談肺癆而色變,盡管我還小,也能從父親的神情中讀懂幾分。”走過這道鬼門關也讓白先勇與父親之間的感情無形間更深了一層。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后,白崇禧全家乘坐飛機到南京,此時白先勇的肺病在保姆順嫂的悉心調理下也漸趨穩定。全家到南京不久后,白先勇就隨父母一起去拜謁中山陵,那份肅穆且莊嚴的氣氛給白先勇留下了深刻印象。隨著抗日戰爭的結束,國內矛盾浮上了水面,漸趨尖銳,白崇禧歷任國防部長和華中軍政長官,見證或直接參與了國共兩黨的對決,槍聲一旦響起就再也沒有一刻消停過。
            1946年白家移居上海,住在虹口的多倫路。對于白先勇的肺病,白家上下依舊不敢掉以輕心,便決定安頓其與傭人移居虹橋路花園洋房療養,病后入南洋模范小學讀書。在上海虹橋花園養病和念書期間,白先勇隨家人到大世界、沙遜大廈(和平飯店)、黃浦灘(外灘)等地游玩,又到美琪、國泰、大光明等戲院觀看梅蘭芳、俞振飛等京昆劇大師的演出。“我迷昆曲,父親不迷,在桂林的時候他偶爾看看桂戲。在臺灣,和我母親一起去看看京戲。”說到昆曲談及自己同父親間的喜好不同,白先勇也是笑逐顏開,“不過,我父親從不反對我看戲,他是一個很傳統的中國人,從不覺得戲曲是糟粕”。
            
            在白先勇的印象中,父親白崇禧是個儒將,念過許多古書,特別喜歡《史記》、《漢書》,甚至都能背誦。《孫子兵法》更是了然于胸。此外,他還喜歡讀世界戰役戰史,可謂博古通今,這也對日后白先勇在文學上的成就影響頗深。父親即使常年在外征南戰北,與家人通電話時,白崇禧總要問及孩子們的成績,白先勇開玩笑說:“我們小時候,成績單決定我們在家里家庭地位的排行,我休學4年多,后來拼命念書,因為家庭環境如此。學習好才有家庭地位,所以我就拼命讀書,考最好的學校……我知道他心里最喜歡四哥和小弟,但是也很器重我,因為我成績特別好,各門功課都考第一。”這段經歷,在以后也被白先勇寫入了自己的成名作《寂寞的十七歲》中。
            1948年白崇禧赴漢口就任華中軍政長官后不久,白家在夫人馬佩璋的率領下離開了上海去往南京,接著又馬不停蹄地在中山碼頭乘上了開往漢口的船舶,由于時局形勢的突變,立足未穩的白家又踏上了南下廣州的火車。海水潮漲潮落,世事變幻無常,1949年9-10月間,白家舉家來到了又一座異鄉的碼頭,靜候著開往香港的船只,只是這次不再是普通的遷徙,而是逃難!誰都不曾想到,白崇禧這一時期個人的政治、軍事生涯會對白家整個家族未來的走向埋下如此沉重的伏筆。
            
            
            臺兒莊智勇克敵,四平戰痛心疾首
            
            每當說起自己對父親的評價,白先勇往往會一下子興奮起來。“他絕對是一位軍事奇才。”可惜的是,由于種種原因,白崇禧的軍事才能,始終沒有得到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這也正是白先勇寫作《仰不愧天》的最大原因所在。
            “七七事變”的炮聲徹底摧毀了國民黨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妥協求全的美夢,身在桂林的白崇禧責退桂系幕僚“蔣介石是一個出爾反爾之人,唯恐對白不利”的勸諫,毅然決然地奔赴南京與蔣攜手抗日……從聞名天下的北伐英雄到一代抗日名將,白崇禧一生的戎馬生涯,可算得威風八面,戰功顯赫,由于他在指揮作戰時足智多謀,故留下了“小諸葛”這般美名。但在晚年,他對兒子白先勇講得最多的就是兩場讓他永生難忘的戰役:臺兒莊會戰以及四平之戰。對于前者,老人總喜歡極盡所有自豪、驕傲的詞匯來描繪當時的空前盛況而覺后快,而后者卻是他心頭揮之不去的遺憾與傷痛。
            臺兒莊一役前不久,白崇禧隨蔣乘坐專機飛往徐州,并留在前線,協助李宗仁調度國軍。李宗仁深感當時的軍隊遠不夠御敵,白崇禧便幫李宗仁從周邊調動了數萬大軍布防。
            血肉橫飛的戰場,喊聲殺聲震天的搏殺,臺兒莊會戰的壯烈讓人難以忘卻。面對四面云集的日寇大軍,白崇禧與李宗仁卻是從容不迫,殲滅一萬余名日軍。受到自明治維新以來軍事上的首次大挫敗,被激怒的日軍調大軍傾巢而來,白崇禧審時度勢地與李宗仁商討,擬計趕緊撤軍,不與日軍正面硬碰。“我父親為了部署撤退,幾天幾夜都沒能合眼。后來他帶兵在撤退途中,騎在馬背上睡著了,好幾次都從馬背上掉下來,掉到了田里頭。臺兒莊會戰是戰時打得漂亮,撤退更是漂亮,讓日本人撲了空,重要的就是把軍隊也保持住了。”
            然而,史書留給偉大的臺兒莊,卻只是區區語焉不詳的記載,甚至還遺漏了父親的功績,對此白先勇感到痛心疾首,“臺兒莊不是李宗仁一個人指揮的,我父親在這一場會戰中同樣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我希望喚醒大家對歷史的重視,訪問所有參與的人、收集所有資料,國民黨應該好好寫一本民國史而非黨史,這是當務之急。”
            至于國共四平之戰,在白崇禧心頭卻是另一番滋味。白先勇曾寫下長文詳盡記述了此戰。當時國共兩軍在四平街各自屯積了十萬大軍,戰事陷入僵持階段,白崇禧指揮國軍在四平街擊敗林彪部隊。林彪率部急速后撤,蔣介石卻急令調回白崇禧,赴南京改任國防部長.……幾年后,當林彪卷土重來時,國民黨敗亡的命運已定。在晚年的聊天中白先勇深感父親的痛心疾首,經得住巖洞的潮濕、受得了左腿鎖骨的斷裂,抗得過瘧疾肆虐的白崇禧卻始終難以撫平四平一役留在心口的傷處。
            1949年底,被中共軍隊從廣西打退到海南島的白崇禧,接到已退至臺灣的蔣介石邀請,赴臺“共商善后”,白崇禧再一次選擇了親赴“鴻門宴”。在父親晚年,兒子真正明白了父親當初做此選擇的用意,“我父親他其實很清楚自己去臺灣的境遇不會很好,但他覺得他這一輩子就是追隨著國民黨,他的決定有種愿意與國民黨共存亡的悲壯。他去臺灣時沒有帶一兵一卒。如今我體味他當時的心境,或許,他的選擇就是為了向歷史交代。”
            
            與蔣恩怨糾結,赴臺落寞歲月
            
            白崇禧在臺灣的家安在臺北松江路27號的一處老宅子,條件并不好,用白先勇的話來形容就是“臺風來的時候還漏雨”,而白崇禧的命運也恰似這幢老宅一般“屋漏偏逢連夜雨”。 1952年冬春之際,留在香港念書的白先勇被父親叫回了臺灣,過去因為戰爭,白家一家老少總是聚少離多,此刻他們一家人終于可以團聚一起,“安然”度日了。
            然而,望著父母緊縮的雙眉,憔悴的容顏和沉重的心情,白家上下幾近郁郁寡歡,也讓心智成熟的白先勇漸漸感受到了父親艱難的政治立場,在白先勇的眼中,父親白崇禧是一個值得驕傲的人,經歷過大風大浪,卻又能隨遇而安。
            直面政治上的挫折,白崇禧用保持沉默的一貫低調與退讓,獨自背負著所有是非曲直。上世紀50年代中期,約旦國王胡笙赴臺與白崇禧會面時曾邀請他訪問中東,但在得知當局害怕其在宗教界“另起爐灶”時,白崇禧主動退讓,黯然離開了他一向虔誠待之的教會。
            事實上,白崇禧在臺的政治上的舉步維艱與他和蔣介石的屢次過節脫不了干系。“我父親與蔣的關系極復雜,恩怨敵友始終糾纏,我父親不是唯唯諾諾之人,他在蔣先生面前不是‘Yes Man’,而是犯顏直諫。別人看到蔣先生怕得不敢說話,我父親則是平起平坐,該講就講。蔣先生有時聽他的,但也常常有犯了蔣先生的忌的。”白先勇對父親與蔣介石間的是是非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的結論是,他們兩個人沒有真正處好,是很大的一個遺憾。”
            對于非黃埔系的白崇禧的軍事才能,蔣介石自是厚愛有加,可是蔣對白崇禧的態度始終保持著幾分曖昧、猜忌乃至仇嫉的一面,蔣介石在寧、漢分裂時期第一次下野復職后不久,甚至下了“抓到白崇禧就把他殺了”的狠令。從北伐、抗日到內戰,白崇禧都是蔣介石的核心軍事幕僚,但蔣介石忘不了白三次拒絕自己的收買,對自己三次下野都與白崇禧有關更是懷恨在心,深感其才能愈突出對自己的威脅愈大,可謂“愛其才,卻恨其不能徹底臣服”。白崇禧對蔣不采納其建議導致國共內戰東北失守引為畢生憾恨,蔣則將上海潰敗歸罪于白牽制湯恩伯主力部隊,這一系列的是非產生的惡果就是一切都成了擺上臺面的歷史公案。
            在臺灣,龐大的“桂系”已淪為煙消云散的往事,剩下的只有來自蔣單方面包圍下的“歷史清算”。1954年的“國大”一屆二次會議上,身為“國大代表”的白崇禧受到彈劾,指責白的罪狀主要是莫須有的侵吞軍費公款和不尊統帥調兵命令云云,白崇禧氣憤不已,據理力爭,用充分的事實和理由為自己辯護。最終,彈劾之事不了了之,但一代名將白崇禧所受的屈辱和打擊于此可見一斑。
            除此之外,白崇禧深知自己在1947年任國防部長時提交的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報告對臺灣人民多有緩頰的做法也讓對這段歷史深為忌憚的蔣家父子心懷仇意。“我到臺灣時才十幾歲,那時很多四五十歲的臺灣人跟我講‘二二八’時說,要不是你父親在這里,臺灣人就遭殃了……父親救了很多本要拉去槍斃的臺灣人性命。他當時有幾道重要命令:制止濫殺、學生復學、請逃到山里的原住民下山。我父親跟蔣介石報告要撤職查辦柯遠芬(時任臺灣警備總部參謀長),因柯說‘寧愿錯殺九十九,不要放過一個’,馬上被我父親糾正‘不行,寧放九十九,不能錯殺一個’。”
            除了那些歷史上的“公開”、嚴苛的“清算”和細節性的“刁難”,日常的秘密監控卻如陰云一般整日籠罩著白家,一雙雙躲在暗處的眼睛總是讓白家上下涼透脊背。白家對面的派出所常年駐扎著情報機關的監視人員,白崇禧雖身為一級上將,也有隨從副官,但白家人員的出行總有監視人員的尾隨。有一次,白家一家人外出看戲,白崇禧的夫人馬佩璋察覺到了在遠處觀望的便衣,便多買了幾張票,讓白先勇送給他們,請他們一起看戲,這幾個便衣當時羞愧的表情,讓白先勇終生難忘。
            “一個對國家有功、晚年到臺灣與國民黨共存亡的人,卻沒有得到起碼的尊重。最莫名其妙、最不應該的是監控,我父親已到臺灣來,竟還派特務跟蹤,這是對父親最大的侮辱。”談及年輕時親歷過的尾隨監視,白先勇依然難以抑制心中的憤憤不平。
            “忠肝義膽,仰不愧天”,在白先勇看來,父親留下的這幅筆墨是對他在臺灣的心境最好的寫照。11年間,父親無數個落寞英雄般的凄涼背影在白先勇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跡――凄涼冷落,唯此卻更顯英雄本色。
            
            父母包容轉系,叩開赴美之門
            
            白家嚴謹的治學家風與白崇禧愛才若渴、重視教育的品性割舍不開,盡管深陷困境,他還是把無親無故的林海峰送往吳清遠處學習圍棋。而作為親生兒子的白先勇更是發奮苦讀,“國英數理,不分晝夜,專想考第一,哪怕不喜歡的科目也背得滾瓜爛熟”,在高中畢業考試中排名全縣第五,使得他獲得保送的資格。此時的白先勇雖已經萌生了“作家夢”,但一個更宏大且切合實際的理想侵蝕著個人化的“夢想”,最終,白先勇選擇了臺灣成功大學水利專業。
            無休止的實驗、繪圖、公式加上機械式的計算壓迫著每天的生活,一年枯燥的生活讓白先勇當初的那份理想與豪情消磨殆盡,筆桿中無意間滴落的墨汁,一冊偶遇的《文學雜志》再次勾起了他對遠在彼岸的文學的渴望。
            下了“重考大學,專攻文學”的決定后,白先勇對冒險的人生抉擇也是心存忌憚,畢竟文學相對于水利工程而言太過“務虛”。因此,白先勇決定緘口不語,先斬后奏,打算成功之后才向父母坦白,于是便瞞著家里悄悄退了學,回憶至此,白先勇笑言當時自己若沒考上的話,“那就麻煩大了”。
            一年后,白先勇如愿在臺灣大學外文系錄取榜單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在白先勇真摯解釋下,父親也不再堅持,接受了人各有志,再難改變的事實。“我父親有個優點,雖然他很強勢,但是講理,你能以理服人就可以。我向他表明了自己從文的志向,他最終表示理解。”父親的包容與尊重令白先勇至今心存拳拳感激之情,在成年以后,白先勇甚至坦誠公開了自己的性傾向,父親最終也順利地接受了兒子的想法。
            與白先勇同年入學的同學可謂臥虎藏龍,白先勇有幸結識王興文、歐陽子等一批學貫中外的翩翩才子。大二暑假結束,白先勇滿懷憧憬的文學夢想以及創辦雜志的構想進入落實的實際層面……《現代文學》的問世幾經波折,從稿源到印刷一干事情都頗不容易。兒子創辦雜志的設想得到了父母的理解和支持,白崇禧甚至從朋友處籌措到十萬元基金加以資助,唯一的要求是本金不動,只能動用利息,于是乎,辦雜志所需要的“資金”這一首要問題也因此得以迎刃而解。
            20世紀50年代的臺灣青年中流行著這樣一句順口溜:“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可見期待赴美留學儼然成了當時的一股社會風氣,而自幼在教會學校打下的扎實英語功底似乎在冥冥中注定了白先勇未來所要走上的道路。
            不久,愛荷華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寄到了白家,此外還提供了全額的獎學金,但就在白先勇收到通知后不久,素來堅強的母親的病情突然惡化,最終還是被病魔奪去了生命。相濡以沫了大半輩子的老伴就這樣撒手人寰,與自己永久作別。在白崇禧剛強的外表下,白先勇卻體嘗到更多來自于父親內心深處的劇痛,面對死亡,曾經叱咤風云的白崇禧卻顯得那般無力,而對于白先勇自己而言,何嘗不是如此?
            
            送兒淚灑機場,《國葬》緬懷慈父
            
            母親葬禮過后不久,古稀之年的白崇禧親自陪著兒子來到了松山機場。為了抵御陰冷的寒風,白崇禧不但穿上了夾克式棉衣,還特地戴上了絨線帽。話別之時,父親一反常態,步步相依著送白先勇到了飛機梯下,曾經那個喜怒不形于色的“白大將軍”,如今卻在送別親兒的一刻百感交集、老淚縱橫起來,“母親走后,父親真的很孤獨,但是他卻并沒有挽留我”。當年送機的一幕歷歷在目,斜陽漸漸隱沒在云層的彼端,轟隆的引擎聲讓人耳根發麻,飛機徑直向著彼岸前行,父親的背影越來越渺小,一切都平淡無奇地運轉著,只是誰知那竟是白崇禧與兒子最后一次相聚。
            到達美國之后,白先勇非常惦念父親,在留學的四年間,無論學習和寫作再過繁忙,與父親之間的書信往來始終沒有耽誤過,“母親不在了,在臺灣那時的政治環境下,父子交流或許可以成為父親晚年寂寥生活的最大慰藉。那時我常把在美國的學習和寫作的情況寫在信中,以免父親的牽掛” 。
            孝順的白先勇知道父親一生喜歡打獵,雖然晚年已不再打獵,但他領到在美國工作后的第一筆薪水后,還是專門為父親挑選了一件獵裝式大衣,他相信父親穿上自己買的大衣,一定會暖在心頭。學成之后,白先勇定居美國,過起了教書育人的新生活,執教之余,一部試圖描繪父親一代人艱難遭遇的短篇小說集《臺北人》漸漸涌上白先勇的心頭。正當創作文思如涌,一口氣寫下了《游園驚夢》、《永遠的尹雪艷》、《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之時,噩耗卻從臺灣傳了過來。“三哥告訴我父親突發心臟病去世的消息,我很震驚,太突然了!之前我也沒有任何感應。我當時的反應現在想來也很有意思,我沒有落淚,卻靜靜地默哀了一晚上,一夜無眠。我想,父親是那么強的一個人,因此,我只能對他,對他那個逝去的時代,覺得悲涼。”伴隨著太平洋上空十幾小時的飛行時光,窗外的浮云仿佛記載著自己與父親過往的點點滴滴,四年前的“送機”不過是這次旅程的逆流而上,可是如今卻是徹徹底底的物是人非。
            斯人已逝,恩怨即了,白崇禧的去世也意味著白蔣之間的恩恩怨怨畫上了永遠的休止符,蔣介石不但親自題頒了“軫念勛猷”的挽聯以及“旌忠狀”,還以“國葬”的規格為自己這位愛恨交加的“本黨同志”送行。
            “一個十二月的清晨,天色陰霾,空氣冷峭,寒風陣陣地吹掠著。臺北市立殯儀館門口,祭奠的花圈,白簇簇的排到了街上……”短篇小說《國葬》的結尾,正是小說集《臺北人》的收官,也是白先勇用自己獨有的方式為自己與父親的半生緣畫上的最出彩的驚嘆號。如今,耳畔已不再回響起雷鳴般的敬禮聲,父親白崇禧一生的輝煌且跌宕起伏的人生卻仿佛凝固在《國葬》的每一個文字之中,“在我美國家中,迎門有副對聯‘文治武功從所好,和風時雨與人同’,這是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手書給我父親的。父親過世后,子女清點遺物,我帶走了這個作為紀念,我自己也很喜歡這幅字,這么平淡的兩句話,正隱含著我與父親這一輩子的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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