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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灘之父”:金能亨與外灘的功能定位

          發布時間:2020-04-11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對于外灘身份的精準定位,來自一個幾乎已被上海人徹底遺忘的美國人。他憑一己之睿智,發乎本能地對外灘作出了無與倫比的深刻理解,完成了一道堪稱永恒的歷史選題。   
            上一期《新民周刊》的報道《第二層城市從外灘起步》,從外灘通道切入話題,提出了一個關于城市交通的現代化概念,足以引起有關方面在中國城市“攤大餅”式擴張過程中的種種思考。其實,自外灘開始形成之時,關于城市交通與中心的課題,就擺在管理者面前。當然,在檢索歷史檔案的同時,我們不得不忍受一下記憶的創痛,因為,重新發現的史料,會使我們獲得面對未來的智慧與力量。或者我們要說,畢竟,這座城市是中國人用一塊塊磚砌成的。
            去年,“亞洲第一彎”被大張旗鼓地拆除,標志著城市新的交通網絡開始形成,但無論人們如何懷舊或嘆息,外灘的地域定位及時空走向,仍然堅如磐石。因為從城市坐標上看,外灘之“根”早在140年前就已被種下。
            令人驚訝的是,對于外灘身份的精準定位,來自一個幾乎被上海人徹底遺忘的美國人。他憑一己之睿智,發乎本能地對外灘作出了無與倫比的深刻理解,完成了一道堪稱永恒的歷史選題。據上海市檔案館《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記載,他叫愛德華?金能亨。
            故事的發生,距今已相當遙遠――
            
            一封信決定了外灘的功能與定位
            
            在擔任了近兩年(1868年3月-1869年12月)的工部局總董之后,金能亨依然保留著以總董的眼光審視市政布局的習慣。他沒有想到,他原來的副總董亞當士,在繼他之后擔任代理總董不久,就一改原先的布局,打算順應“一些可能會得到好處的人”的輿論,對從洋涇浜(今延安東路)至黃浦花園(今北京東路黃浦公園)的黃浦江西岸,進行某些必要的“手術”,將“外灘這塊愉快的散步場地”,“作為停靠船只的碼頭之用”。
            金能亨對這樣的決策深感憂慮,盡管這曾是1843年英國佬一眼相中這片荒蕪之地作為租賃點的基本理由。而碼頭,也的確可以創造立竿見影的GDP。
            金能亨退出總董一職是他主動提出來的。在1869年12月2日他參加的最后一次董事會會議上,他的辭呈得到了全體董事“非常遺憾”的接納,并“代表工部局,對他在擔任工部局總董期間所表現出的才能和工作熱忱表示深切的感謝”。
            然而,當金能亨剛剛告別那些“能在愉快的氣氛中一起工作”的同事們,轉身踏上前往日本考察的航程時,身后的上海租界、工部局,就開始修正還散發著他體溫余熱的既定方針了。
            1869年12月30日,遠在日本橫濱的金能亨憂思重重,輾轉難眠,許多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他干脆披衣而起,走到桌前,攤開了信箋。
            這是一封寫得很長的信,占滿了A4幅面的整整4頁信箋,上海市檔案館提供的漢譯件也足有兩千余字――
            工部局總董F.亞當士先生
            親愛的先生:
            我想對公眾利益所在的問題發表一點意見,那就是利用洋涇浜至黃浦花園這一段堤岸作為停靠船只的碼頭之用……(對這一)明顯的變化……當別人均閉口不言(時),我便不揣冒昧提出我自己相反的看法,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討論。
            外灘是上海唯一的風景點。由于那些業主在使用他們的產權時貪婪成性,將房子建造至沿街,連一寸土地空隙都不留,這樣,外灘的腹地便變成了糟糕的地方。外灘是居民在黃昏漫步時能從黃浦江中吸取清新空氣的唯一場所,亦是租界內具有開闊景色的唯一地方。
            隨著歲月的流逝,外灘將變得更加美麗。外灘很可能在某一天能挽回上海是東方最沒有吸引力地方的臭名聲。
            我確信,沒有人會為失去外灘而不深感遺憾的,如果大家都知道外灘這塊愉快的散步場地即將失去,那么擬議中的計劃也就根本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
            航運業并不是商業的主要因素,它僅僅是其低等的附屬行業之一,有點類似于馱馬和載重馬車。交易所、銀行、賬房才是掌握商業的神經中樞,它們的所在總是商業人員大量集中的地點。航運業的出現帶來了噪音和塵埃,嚇跑了交易所、銀行等機構,取而代之的是利物浦和紐約堆放它們粗加工產品的堆棧,整個街道滿天灰塵,烏煙瘴氣。
            英租界的外灘是上海的眼睛和心臟,它有相當長一段江沿可以開放作娛樂和衛生之用,尤其是在它兩岸有廣闊的郊區,能為所有來黃浦江的船只提供方便。
            這是有機會可以進行公開討論的唯一一件事情,并且照我的看法這是具有普遍利益和重要性的一件事,因此所有居民都應團結一心來保持住外灘……
            只有依靠外僑社會的良知才能挽救它。
            ……
            當金能亨噴濺的思緒終于休止于最后一個字符,興猶未盡地起身走到窗前時,他發現,橫濱正在撤去夜幕的簾帷,檣桅林立的港區上空已露出了蛋青色的晨暈……
            一個殖民者,能夠在130多年前,以這樣的情懷來對待外灘,假如撇開所有的背景與前提條件,他的這份善意,在任何時候都足以打動每一個上海人。
            但是,需要提請注意的是,金能亨的角色定位,和他同時代的任何上海人乃至中國人都是不一樣的。僅僅幾年前,這位美國駐滬副領事,還是企圖擺脫清王朝轄治的、獨立的“上海自由市”的最狂熱的鼓吹者;他也是最早把資本主義的股份制引入上海,并且藉此快速致富的旗昌輪船公司的董事長;他還是上海國際公共租界工部局多年的董事和總董。他夢寐以求的,是一個經他篩選和復制的、重新格式化了的上海。這個上海應當被納入他的“全球化”原則,以他所認同的文明為普世文明,以他所追求價值為終極價值。出于這樣一種身份本位,他眼中的外灘和東方美麗家園意識,和我們的,除了地域空間同一,恐怕沒有更多的同一性可言;和一個作為民族概念的中國、上海,也不處于同一的世界維度。盡管他人在上海,借外灘說事;盡管他的立場客觀而睿智地維護了外灘和上海的長遠利益。
            存在于金能亨心目中的,是一個與中國背景相脫離的“無根”的外灘。
            然而,除非地殼運動、天坼地陷,地域、空間和人類的生命相比,絕對是超穩定的。
            公正地說,如果不是擔著殖民者這樣一個臭名昭著的身份,上海人似乎真應當為金能亨樹碑,送他一個尊者的頭銜――外灘之父。
            金能亨雖已卸任工部局總董,但作為商業寡頭和政界權貴的社會影響力還是巨大的。他反對在外灘建設塵土飛揚的港口區,反對把外灘變成利物浦和紐約的貨運堆棧,反對外灘重返開埠之初的低級形態;贊成外灘美麗、人文、和諧,贊成交易所、銀行、會計師事務所等等第三產業來這里落戶,成為凝聚力巨大的金融與商業中樞。他的這些觀點和這封長信,顯然對工部局的決策產生了震動,具有校正航向之功。也極其超前地,為外灘作出了功能定位。
            在金能亨的推動下,外灘在1870年以后迅速改變面貌,其簇新的身姿開始出現在攝影作品和油畫畫面上,它的悠閑身影――包括建筑、綠化與雕塑等人文因素,讓人產生許多關于故鄉的遐想,成為歷史的不滅記憶。隨著時光的流逝,外灘逐漸變成了上海最重要的地標,變為了上海首選的景觀標志,變成了上海的象征。
            
            在外灘還可以看到
            一百多年前的陋習
            
            1886年,工部局董事會繼外灘建設方向的決定作出之后,再一次欣然決定:將外灘南起海關行李房,北到外灘公園(今黃浦公園)的草地,作為一項禮物獻給公眾,獻給樂于在這塊上海最美麗的地方散步和消遣的人們,而不僅僅是西方僑民。工部局同時發出警示:嚴格禁止任何破壞草地或灘地的行為。
            草坪和灘地上還安放了若干座椅。
            這是自金能亨以后,經過了長達十幾年的努力,才總算議定的一個決議。工部局的顧慮在于,一旦向公眾開放草坪后,一些“粗俗”華人也在其中自由出入該怎么辦?他們將會給草坪、給外灘帶來破壞。
            這就和如今的歐美,面對蜂擁而來的中國游客紛紛豎立中文的“禁止隨地吐痰”的警示標志類似,缺少公德的民族習俗早在100多年前就引起了洋人的警覺,并且至今未見多大長進。
            然而,你在中國的土地上,哪怕是租界,卻要拒絕主人的進入,顯然是行不通的。
            1889年7月,工部局指示巡捕房督察長:“可以允許服飾高雅的華人使用沿外灘灘地的草坪和座椅。”
            然而,這個指示的執行效果很差,哪怕是“體面”的華人,在外灘散步時遭巡捕驅逐的情況也頻頻發生。
            面對“體面”華人的投訴,1890年7月,工部局再次重申了“衣著體面整潔,行為端正”的華人進入準則。相信本次重申的參照坐標,肯定是溽暑之下滿大街隨處可見的赤膊漢和短褲女。
            所謂“體面整潔”,界定起來實在是件很困難的事。結果,每到黃昏,外灘的座椅一時間幾乎全被當時的“飯店服務員、工人、馬夫”所占據。習習江風的吹拂,無疑是他們炎炎夏日的極大享受。西僑博易為此致函工部局,詢問可否自帶椅子去外灘,“因為所有的座椅在涼爽的傍晚已被華人勞動階級獨占”。
            工部局回答:不同意。如果大家都自帶椅子,就會布滿草地,“從而就不能作為一個散步的場所了”。
            面對一個數量可觀的華人下層群體,工部局束手無策。他們的公共綠地公共空間,其實早就形成了一種選擇性默契,那就是針對中產以上的“公眾”。顯然,這樣的“定位”是存在很多問題的。
            應當承認,當年,工部局面對這樣一個棘手的問題,確曾有過多次討論,也設想過多種解決對策,如華洋分椅:既保障僑民的座椅權,又避免和華人、包括體面華人發生正面沖突,這種沖突極有可能上升為民族沖突,等等。但無一可行。
            1898年7月,工部局決定,向開放式的外灘成倍投放座椅,以改善目前狀況。這也是他們認為“唯一可選”的權宜之計。
            行文至此,作為一個對歷史有著濃厚興趣的寫作者,我的最大困惑在于:曾經作為殖民地半殖民地標志的外灘,在贏得民族自立之后依然被推為今日上海之驕傲,這在全世界恐怕也鮮有成例可循,它使我們所處的這座城市變得有些身份可疑……而此事的價值也許正在于此吧,今天,上海有足夠的自信面對這份檔案,哪怕它已經泛黃了。而且我們也正在努力改變它――至今還可以看到的一百多年前的種種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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