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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官商”到“企業家”

          發布時間:2020-04-11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對現代的商人而言,從來不缺把企業做大、做強的沖動,因為這后面有強大的利益驅動,他們缺的往往是社會責任感,更缺的是健全的現代核心價值,他們辦企業到底為了什么?
            
            對作家傅國涌來說,“企業家”是一個被濫用的概念。他覺得有必要澄清一下這個詞上厚厚的銅綠與口水。“企業家和富豪、有錢人不是一個概念,不包括官商,也不包括那些靠權力發跡的商人”,傅說,他心目中的企業家,第一桶金必須是干凈的,不存在“原罪”的問題。在新書《大商人:影響中國的近代企業家們》中,他筆下的張謇、榮德生、盧作孚等近代民族企業家,幾乎都有著悲劇英雄般的崇高形象。
            傅國涌自稱寫作的目的是“追尋失去的傳統”。作為一個書齋中的知識分子,他以前追尋的主要是知識分子的傳統。2005年以來陸續出版的《筆底波瀾:百年中國言論史的一種讀法》、《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歷史深處的誤會》和《文人的底氣》等著作中,他的目光集中在1949年前中國新聞自由的歷史和知識分子的命運變遷上。
            當他把目光轉向那些赫赫有名的近代商人,發現了民國時代中國商業從創業到發達乃至衰落的歷史悲劇。這一悲劇和胡適、陳獨秀、邵飄萍、張季鸞和王蕓生這些知識分子和報人的悲劇一樣,是中國現代史上最觸目的一頁。
            “如果賣得不是很暢銷”,《激蕩三十年》的作者吳曉波評價這本書時說,“那是讀者的損失。”
            《新民周刊》:你一直關注知識分子問題,為什么會轉向關注實業家的命運?
            傅國涌:其實沒有轉向,還是對我們這個民族命運的探尋,還是圍繞著近代中國社會轉型這個軸心,我關心的內在東西是相通的,那就是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能不能過得更好,他們能不能像其他的文明人類一樣在一個文明時空里呼吸,有尊嚴地面對世界。以前我更多地關注知識分子的思考和作為,關注近代中國的言論史,沒有留意實業家這個群體的努力、影響和他們的命運起伏。在讀史的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文明不是依靠超人的大腦在密室中設計、策劃出來的,而是從千百萬的個體生命的努力中生長出來的。文明是靠不同領域的人在不同側面一點一滴共同推進的,這當中實業家決不能忽略。推進文明大致上有兩條基本路徑,一條是激進的、豪邁的、大刀闊斧、不計代價的,追求畢其功于一役,一條是漸進的、溫和的、一步一個腳印的,不相信一夜之間可在地上建成通天塔,不指望天上掉餡餅,也就是張謇和胡適都喜歡說的“得寸進寸”。實業家就其本質來說更傾向于后一條路。我感覺,知識分子和實業家這兩個近代產生的階層,就如同歷史的兩個輪子,他們都是推動社會進步不可缺少的力量。上世紀50年代,批胡適和整個實業家階層被迫集體退出歷史舞臺差不多同時,那是我們民族最重大的損失,是所有不幸中最深刻的不幸之一,它意味著“得寸進寸”的漸進路徑被徹底拋棄,等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并且肯定這一切的時候,幾十年的光陰白白耗費了。這是我關心實業家群體的初衷。
            《新民周刊》:你說最近30年來的企業家都是從零開始,很為他們沒有繼承近代中國的商業傳統感到可惜,那張謇、榮宗敬、盧作孚這些近代實業家創造的是一個什么樣的商業傳統?現在的中國也有自己的世界五百強企業,他們很有做大做強的雄心,沒有繼承到近代商業“傳統”,真算什么大不了的損失嗎?
            傅國涌:從張謇到盧作孚,大體上是兩代人,歷史給他們的時間并不多,但他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對公益事業特別是教育的熱忱,與他們不斷擴大企業規模的沖動是不可分割、融為一體的。他們創造了一個實業報國、實業救國的傳統。他們通過辦企業推動城市化的實踐已經融入整個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從而創造了一個個極富個性特征的范例,張謇以企業辦社會的“南通模式”,造廠力求其快的“榮宗敬速度”,小魚吃大魚的“盧作孚神話”,范旭東的“永久黃”團隊精神,穆藕初引入的科學管理法,劉鴻生用西方諺語概括的感悟式格言……這些都是中國企業史上值得珍視的本土傳統。
            他們辦企業的動力首先來自中國當時面臨的危亡局面,是為了救國。其次,他們在前人那里汲取商業的智慧同時又超越了前人。在他們之前,晉商,徽商,乃至胡雪巖這樣的“紅頂商人”,他們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大,甚至富甲天下,也形成了自己的商業傳統,但他們是封閉社會的產物,經商只是附屬于絕對皇權之下的一種謀生方式,缺乏自身的獨立性,商人們最終向往的還是紅頂子,換言之,他們沒有全力經營事業的自覺,當然皇權也不允許生長出自己所陌生的新事物。
            這個傳統的失去是因為剛性的外部制度變遷,發生在上世紀50年代初的資本主義改造運動,從公私合營到最后私營企業退出歷史舞臺,這個傳統已沒有存在的空間。
            最近30年重新出現的企業家階層,和近代的實業家還很少有可比性,包括他們的文化素養、所處的外部環境都和近代大不相同,也很難找到他們前輩身上曾經閃現的品質。他們比前輩優越的是處于一個以互聯網為標志的信息化時代,地球變得很小,接受外界信息極為方便,與世界交往、溝通、融合的門檻降低了。但這些新因素是不是能為他們提供更多的機會,使他們最終超越狹隘的企業利益和私人利益,像前人那樣做出令后人懷抱敬意的事業,接續前人留下的好傳統,現在還不敢斷言。
            《新民周刊》:這里不妨做個假設:在晚清、民國的實業家身上,可能發生毒奶粉這類事嗎?
            傅國涌:不可能,他們所處的時代,道德底線還沒有被突破,不管是實業家還是其他社會階層都還遵循著一些基本的做人底線,這是無數個世代積累起來的一種文化基因,已根植于他們的生命深處。一輪又一輪的王朝更迭都沒有觸動、改變這些社會道德規范。對于他們來說更多的甚至不是來自外在的約束,而是內在的自我約束。這不是說那個時代就沒有問題了。要說今天的企業家和他們之間的落差,我想,對他們中許多人而言,從來不缺把企業做大、做強的沖動,因為這后面有強大的利益驅動,也不缺將企業制度化的沖動,他們缺的往往是社會責任感,更缺的是健全的現代核心價值,他們辦企業到底為了什么?在企業做到一定規模之后,他們的方向感在哪里?支撐他們繼續往前的到底是什么樣的核心價值?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深思的。
            今天才來談商業倫理雖然有點晚,但總算我們開始正視、直面這個問題了。 幾年前有個企業家武克鋼曾呼喚“工商文明”,提倡“商本位”,其中就包含了類似的意識,雖然企業家階層要洗刷掉給世人的唯利是圖印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好在這個階層中有些人開始了反思,明白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而且開始做事情。他們掌握相當的經濟資源,并具有行動能力,他們在轉型時代能做的事很多,比如環保、公民教育、行業自治等方面,還有在幫助弱勢群體比如農民工群體的培訓等方面,在推進大的制度創新方面,他們都可以有作為。我指出這個階層要負更多的社會責任,與糾正30年來一味重商的風氣并不矛盾,老實說,這里所謂的“重商”只是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的代名詞罷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重商,一種合乎現代價值的商業倫理目前尚在孕育當中,還沒有成型。企業家負責任、關心社會公共事務恰恰也是培育商業倫理的題中應有之義。
            《新民周刊》:在中國談商業倫理,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兩個問題:第一,企業家的第一桶金是如何得來的,第二,他后來在競爭中勝出是靠市場(技術、管理和商業模式)還是靠權力(行政壟斷和其他手段),這是倫理問題,更是法律問題,近代這些“大商人”不也需要面對這兩個問題嗎?
            傅國涌:我所說的“大商人”,特指那些創辦民營企業的近代企業家,和富豪、有錢人不是一個概念,所以不包括官商,也不包括那些靠權力發跡的商人。“企業家”本來是有特定內涵的,不是什么人都擔當得起,只是這個概念今天被濫用了。對于我說的這些“大商人”,他們的第一桶金是干凈的,不存在“原罪”的問題,他們之所以在競爭中脫穎而出,一方面是風云際會,趕上了創業的好時光,一方面是他們自身的天賦和努力,他們與權力的關系不是一種依附和交易關系,但也必須與權力打交道,與權力博弈。大凡成功者只是在權力的夾縫中幸存下來,并發揚光大的。他們走過的道路,他們提供的出色示范,已經給今天有志于辦企業的人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新民周刊》:從你的書中,我們不得不注意到企業與政府的關系:既有合作,又有沖突,企業既因依附權力得利,而又因為官方的覬覦而危機重重。實際上,從洋務興起、官督商辦到一戰后大批民族資本的興起,乃至1949年后屢屢批判的所謂“官僚資本”,乃至今時今日的壟斷國企等等,權力始終是中國商業中不可忽視的存在因素。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工商階層的發達,既可能與權力合流而成新貴,也可能與權力抗衡而引起社會的變遷,為何有這兩種走向的差別?
            傅國涌:從資本的性質來說,官企或者說壟斷性的國企,本來就是權力的產物,與民營工商業之間有著天然的鴻溝。 缺乏健全的制度保障,民營企業的處境總是艱難的,不同的人因此有了不同的選擇,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也會有不同選擇。國民黨在1927年上臺之后,以宋子文、孔祥熙代表的豪門資本,以及資源委員會掌握的官營資本,處于絕對強勢,榮家企業、劉鴻生企業、民生公司、永利公司和劉國鈞的大成公司等等,幾乎所有成熟的大型民營企業,幾乎都一而再地面臨被官資、官企吞并的危險。榮家兄弟、劉鴻生、范旭東、盧作孚為此吃夠了苦頭。所以,盧作孚才會感嘆:“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當他們尋求國外貸款時不僅得不到官方支持,反而是常常被要挾。在我的這本書中有很多具體的敘述。民營企業今天的處境企業家們心中更清楚,我相信前人的經驗教訓對他們一定會有啟發的,包括那些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技巧。榮德生早就明白,政府只要讓人民安居樂業,收稅即可。如果政府能充分發揮民力,不必國營,國用自足。如果不能使用民力,即使一切官辦,也沒有用,只是徒增浪費而已。
            趨利避害是基本的人性,如果時代沒有給工商階層一個自由生長的空間,只有靠與權力合流才能立足,才能發展,那么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自然會走這條路。如果有一定的社會空間可以容許他們選擇,他們中的一部分乃至多數都會選擇自主發展,保持更多獨立性,顯示自身的獨立價值,從而推動社會進步。這一幕我們在晚清到民國幾代企業家身上都可以看到,他們在大時代中的影響,在中國近代轉型中的貢獻,都足以成為后世的楷模。 關鍵還是要在制度層面保證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為民營企業家提供一個能發揮出最大創造力的外部環境。
            《新民周刊》:工商之利可以強國,可以富民,也可能挾持公共利益。剛剛因為卷入黃光裕案接受調查的公安部部長助理鄭少東,在黃光裕案發一個月之后公開說,“對負責企業正常經營的高管人員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大家都普遍關注到權力與商業利益的一種奇特的結合現象,有人說這是中國企業家的另一個“原罪”。
            傅國涌:這不是企業家的原罪,而是“官本位”的原罪。“官本位”最大的罪過是嚴重阻礙了商業精神的正常發育。官本位,就是權力本位,把做官看作是人生價值的最高體現,甚至是唯一體現:有權就有一切――抓住權力,比任何形式的生意都來錢快,而且沒有風險。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外部力量的沖擊,中國近代企業的產生可能還會晚得多,也可以想象,如果中國社會已經擺脫了“官本位”的桎梏,我們的企業和商業必定會更快地完成現代化的轉型。
            說到底,因為我們的制度和社會轉型沒有完成,有很多舉措都是臨時性的權宜之計,這算不上“現代化”的普遍經驗,相反,這是“反現代化”的。放在百年中國現代化進程來看,當代有許多不顧道德、唯利是圖的商人屢屢被曝光,但不是商人這個階層特有的孤立現象,只是整個社會問題中的一環,不能把他們單獨摘出來,而且用不同的標準來對待,何況商人本身也是從普通人中來的。
            《新民周刊》:在我們“傳統”的理解中,“傳統”是指那些經歷很長時間內才能形成的文化形態,晚清民國距今不過百年,稱得上“傳統”、談得上“失去”嗎?
            傅國涌:在我這里,傳統是有特指的,那就是近代中國產生、后來中斷的一些好傳統,包括言論自由、文人論政、教育開放、兼容并包,也包括企業史等方面的,這是一個“現代化的傳統”,和我們通常講的傳統文化沒有關系。我們提到傳統,往往就會想到那些“傳”之久遠的“統”,其實,不一定所有傳統都是古老的,曾經出現并在歷史中有過影響的那些人和事都可以成為傳統。中國最強勢的傳統是專制主義,但是在中國數千年中也有過一些值得延續的傳統,比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比如“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比如“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這些價值不僅已經融入中國“現代化的傳統”,也融入了人類的普世價值之中。如果我們以開放的心態、世界的視野、現代的尺度來看待中國的傳統,很多看法都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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